地铁末班车的灯光碾过轨道，像一把钝刀割开凌晨的风。林屿靠在车门边，指尖反复摩挲着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票据——那是三年前，他从城南旧厂搬迁现场抢救出来的，一张印着“1998·福利车间”的工牌，边角已经磨得起毛。

车厢里只剩他一个乘客。电子报站声拖着长调，掠过“永安街”“净月公园”，最后停在“工业遗址站”。这是个新站，站牌上印着锈色的轨道图案，像极了他小时候在父亲车间里见过的那些齿轮。

林屿走出地铁站时，风裹着晚春的凉意扑在脸上。出站口旁立着一块石碑，刻着“长春机车厂旧址”，旁边的宣传栏里贴满了老照片：穿蓝布工装的工人扛着零件笑，厂房顶上的红旗猎猎，还有个年轻男人站在机床前，眉眼和他有七分像——那是父亲林建国。

他沿着石板路往里走，脚下的碎石硌得鞋底发疼。曾经轰鸣的车间如今只剩骨架，钢筋架上爬满藤蔓，阳光透过缝隙漏下来，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斑。林屿走到最深处的那间厂房，门虚掩着，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铜锁。

他没钥匙，却习惯性地推了推门。门轴“吱呀”一声，扬起满室灰尘。厂房中央摆着一张木桌，桌上放着一个铁皮盒，盒盖半开，里面是一沓泛黄的图纸，还有半块没吃完的硬糖——和他十八岁那年，父亲塞给他的那颗一模一样。

三年前父亲走后，他把这间厂房锁了起来，像锁起一段段不愿触碰的记忆。父亲是老工人，一辈子守着机床，说“机器比人实在，你对它好，它就听话”。可林屿总觉得，父亲守着的不只是机器，还有一个时代的尾巴。

“你终于来了。”

声音从门口传来，林屿猛地回头。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站在那里，头发花白，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，包角露着一把扳手。是老周，父亲的徒弟，比父亲小十岁，如今也添了不少皱纹。

“周叔。”林屿起身，声音有些发紧。

老周走进来，把帆布包放在桌上，打开来，里面是几个新的零件，还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。“这是你爸生前让我保管的，”他翻开笔记本，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字迹，“他说，等你愿意回来，就把这些交给你。”

笔记本里记着车间的生产日志，还有一些零散的话：“今天小屿来车间，说喜欢机床运转的声音”“福利车间的老伙计们，下个月要搬新厂了，舍不得”“机器老了，人也老了，但规矩不能丢”。

林屿翻到最后一页，是父亲的字迹